余英时文集（全10册）pdf 电子版
名称：余英时文集
册数：10册
大小：180.52M
格式：Pdf
第一卷：史学、史家与时代 这四卷《文集》大体上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论文，但也有几篇是讨论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写作的时间上起 20世纪 50年代，下迄近一二年；在这半个世纪中，作者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都有很多的变化和进展。如果作者以今天的理解重写这些论文，它们当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无论是重写或彻底修改，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作者只好让旧作新刊，以存其真。 第二卷：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 本卷所收文章论及儒家思想、新儒学以及反智论等中国思想传统中的重大课题，展现了余英时对中国近现代以来传统思想所经历的种种冲击和变革的观察与深思，提出并探讨了现代儒学所遇到种种困境及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第三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本卷诸文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易被忽视的方面，阐发了汉代循吏在文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以及魏晋士风的演变同传统儒、道思想的复杂关系，并在此背景之下，重点论述了明清以来商人阶层兴起的渐变过程，这一阶层在精神领域同传统思想文化的密切关系，及其为原有的社会结构所带来的重要变化，极富现实意义。 第四卷：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本卷选文16篇，一方面论及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递变，重点是清代学术史观念的形成以及戴东原、章学诚等人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另一方面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的兴起、发展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了系统的梳理和检讨。见解独到，文意贯通，虽着眼于古代，投射的意义却是现代的。 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术 这是著名学者余英时文集的第五卷。内容主要涉及现代学人与学术。具体介绍了钱暮、陈寅恪、胡适、牟宗三先生、顾颉刚、洪业、费正清、林语堂等人极其学术、著作等。 第六卷：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 该书是著名学者余英时文集的第六卷。内容涉及政治学、史学等方面的知识，具体内容包括有民主制度的发展、近代文明的新趋势、民主革命论以及自由与平等之间等。 《余英时文集》一至四卷在2004年刊行以后，沈志佳士又继续搜集了我的其他文字，择其可以与大陆读者见面的，编成第五至第十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辞烦难，在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续刊这六卷新的《文集》，其敬业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让我再一次对沈博士和出版社表示我的最诚挚的感谢。 我的专业是历史学研究，所以这六卷所收的论文仍然贯穿着吏学的观点。但是就所涉及的范围而言，这六卷则比前四卷要广阔得多。整体地说，在我的思考和研究中，中国文化传统怎样在西方现代文化挑战之下重新建立自己的现代身份(modern identity)，一直是重点之一。这当然是清末，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的共同问题，然而始终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我也不过是千千万万寻找答案者之一而已，这六卷新文集中保存了一些我的寻找的印迹。 后六卷与前四卷一样，也包括了早期到近期的文字。最近的包括一篇未发表过的新稿(讨论钱谦益的“诗史”观念，收在第九卷)，最早的则是我在香港新亚书院求学时期的“少作”(收在第六卷和第七卷)。这里只想对这些 “少作”略作交代。我受了五四思潮的影响，虽然已决定投入中国史的专业，但对于西方近代的文化史和思想史同样抱着浓厚的兴趣。我当时已不能接受任何抽象的历史公式，更不承认西方电的阶段划分可以为中国史料究提典型的模式。然而我深信西方的历吏与思想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使我更易于在比较的观点下探索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特性。同时，对于五四时代所接受的西方近代文化主流中的一些基本价值，如容忍、理性、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权等，我也抱着肯定的态度。这些价值，当时也被公认为普世性的，1948年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便是明证。基于这一认识，我在1950 年至1955年这几年间，曾努力阅读这方面的西文著作。《文集》卷六、卷七所收的“少作”便是在这一心态下写成的。 这些“少作”只是我早年学习的纪录，久已置于高阁。但1983年，在台北友人一再鼓励之下，我觉得盛情难却，曾由汉新出版社重印过一次。沈志佳博士这次提议将它们收入《文集》，我本来是很犹豫的。但是她认为这些 “少作”毕竟代表了我写作生涯中的一个阶段，从《文集》编辑的角度说，仍是一个不宜缺少的环节。我终于接受了她的判断。这次印行，我自己并没有时间做任何修订。不过出版社方面根据既定的编辑原则，曾作了一些必要的处理，基本上仍是尊重原作的，仅仅减少了一些文句而无所增改。我很感谢出版社的苦心与好意。对于西方史的参照功能和起源于西方但已成为普世性的现代价值，我至今仍然深信不疑。这也是我让这些“少作”再度刊布的唯一理由。 第七卷：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 本书选收了余时英近年来讨论文化和思想问题的一部分文字。这些文字先后发表在台北和香港的报刊上，特别是《中国时报》、《联合报》、《当代》和《明报月刊》。本书定名为《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是有原由的。1985年6月，董桥先生为《明报月刊》计划了一个“中国的情怀”专页，坚邀我参加一份，因此我便写了那篇《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此文现收入本书之中。但是全书涉及“中国情怀”的仅此一篇，为什么这四个字竟成为书名的一部分呢？这是因为本书所收的文化评论的文字都是在“中国情怀”之下写成的。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不是由于我的“中国情怀”在暗中作祟，这部书是不可能产生的。从前人都说，陶渊明的诗中，篇篇有酒，我这部集子中则篇篇都有“中国情怀”。 本书由沈志佳费力选编的余时英近年来讨论文化和思想问题的一部分文字。这些文字先后发表在台北和香港的报刊上，特别是《中国时报》、《联合报》、《当代》和《明报月刊》。所谓“中国情怀”其实便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情结。此情古人早已有之。李陵《答苏武书》所谓“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便已道出此中症结。李书虽伪，其情则绝不能伪。像我这样早年受中国文化陶冶的人，是不可能完全忘情于中国的。但是这只是文化上不能忘情，与现实政治之间并无必然的关系。本书所收文字中虽间有关涉政治的部分，然而其基本立场仍是文化的。文化包含了政治，同时也超越现实政治，这是本书的一个中心论点。 第八卷：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 本书选收了余时英近年来讨论文化和思想问题的一部分文字。这些文字先后发表在台北和香港的报刊上，特别是《中国时报》、《联合报》、《当代》和《明报月刊》。 本书定名为《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是有原由的。1985年6月，董桥先生为《明报月刊》计划了一个“中国的情怀”专页，坚邀我参加一份，因此我便写了那篇《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此文现收入本书之中。但是全书涉及“中国情怀”的仅此一篇，为什么这四个字竟成为书名的一部分呢？这是因为本书所收的文化评论的文字都是在“中国情怀”之下写成的。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不是由于我的“中国情怀”在暗中作祟，这部书是不可能产生的。从前人都说，陶渊明的诗中，篇篇有酒，我这部集子中则篇篇都有“中国情怀”。 第九卷：历史人物考辨 本书收入了余英时的2篇文章：《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方以智晚节考》，是作者对历史人物及其著作和历史真实进行考证的成果。作者旁征博引，力图通过校勘、推理、比较、对隐语进行解读等多种手段挖掘历史真相。 本书是余英时文集的历史人物考辨，本卷所收几篇文章是余氏对一些历史疑案和历史人物及著作进行考证的成果，作者旁征博引，力图通过校勘、推理、比较、对隐语进行解读等多种手段挖掘事实真相，作者对历史的解读自成一体，对考证结果的诠释也颇为独到，文中不忘记述考证过程中误入的歧途和走过的弯路，从行文可以看出本书的务实。 第十卷：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 本书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讨论宋代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及其政治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第二部分研究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全书根据原始史料建构一个整体的历史景观。籍由通过宋代的历史脉络和具体情境，重建理学从开始到完成的实际过程。作者从历史观点强调理学（或道学）的起源和发展首先必须置於宋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的大纲维中，然后才能得比较全面的认识。全书对宋明理学的文献（二程、张载、朱熹等）作了政治的解读，开显出迥异于传统学界建构的宋明政治文化。奠基于深厚的学养与历史意识，作者广泛掌握史料，细密交织解读文献史料，更深入分析古代士人内心隐微的层次，让全书不只有大论断，也有细部的辩证，势必撞击学界既往的陈说，为宋明理学研究开辟了新局面。